还记得第一次阅读欧洲历史时，为其长期之分裂而深感头疼。但其实中国因着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，以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长期斗争，才能有这几千年文化之延续。虽有春秋战国、五胡乱华、五代十国等分裂之时，但宏观上统一多于分裂。所以倘若以全球眼光来看，中国历史才是异类。
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美籍华人、历史学家黄仁宇(Ray Huang) 1993 年的作品：《中国大历史》。其英文版名为”China: A Macro History”，出版于 1988 年 11 月。
黄仁宇生于 1918 年，曾在二战和国共内战时期担任中华民国国民党革命军长官。后来因故不再从军，转而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求学，获历史博士学位。用黄老先生自己的话说，此乃:
学书未成先习剑，用剑无功再读书。
我最早听说此书大约在 2004 年前后，不过直到今日方才读完，颇有恨晚之感。上一次读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距今已 10 年有余，犹记得是部有趣的作品。《中国大历史》亦然，虽然因为年代的关系，中文的使用有些生硬拗口，但内容翔实，不仅以高度压缩的方式叙述中国历史，也频频援引西方史料作为对照，更加入经济学、政治制度之分析，多种角度带来多种思考。
在上个世纪，相较于《史记》这样更关注人对历史进程之影响的传统正传，以宏观视角看待历史的作品并不多见。此前我们介绍过的 1970 年出版的《全球通史》就是破除欧洲中心论的一种进步，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也颇有这种鸟瞰视角。后来 1997 年 Jared Diamond 出版的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则更进一步，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来讲述历史。
我并不是历史专家，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三本书均非学术论文之作，不过对于我这种门外汉来说，读来能有所收获便已十分满足。
全书大体上以时间为主线，上启夏商周，下至香港回归前夕。篇幅安排上，秦、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史较多，而分裂局面之着墨占少。这可能跟本书在分析上之安排有关。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，统一多而分裂少，每个朝代基本上开国盛世，中兴而后衰，再被下一个王朝取而代之。黄仁宇分析了每一个朝代的行政特色，提出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一直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。
这句话比较难理解，我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有些疑惑，本书在中文读者中流行后也引发了不少争议。我并非专家，无从论断其专业细节是否存在谬误，只从自身理解出发，“数目上之管理”应当指的是技术手段加上市场化制度。
当日王安石欲施变法，即使有皇帝撑腰亦不可得，首先在于技术手段的不允许，比如变法中之“方田法”，“全面测量土地之后，以每边五千尺为一方，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来征税”。这个方法并不具备技术基础，“公元 1082 年，开封府报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，全府之十九县须十年才能测量完毕”。
至于新法之目的是要将帝国财政商业化，要实现这一点，国家金融管制也需要到位。汇票、提货单、保险单、共同海损、借款、股份等等一系列业务都需要立法保障。这在中国几千年之过去是无法实现的。
当然我们现在回顾历史，很容易带着现代的眼光去检视过去，但如果身处当时，却未必能有超越时代之见解。
过去读中国历史，有几个时期总是模糊，一是五胡乱华，二是五代十国，三是近代史。都是中国处于分裂或混战变革的时期。本书以宏观视野高度压缩史料，是以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讲得也不多，但给出了一个大体的时代描述。其中原因大约在于历史资料之缺乏。至于近代史，晚清、民国、抗日、新中国，从屈辱、混乱、革命走向希望，则提供了相比教科书更加全面的视角。清政府并非一味屈辱无能，有其时代的局限，民国政府让位袁世凯也有他的无奈。
唐太宗李世民曾说：
以铜为鉴，可正衣冠；以古为鉴，可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明得失。朕尝保此三鉴，内防己过。今魏徵逝，一鉴亡矣。
无论中外历史，读之总有映射回当下之感慨。作者讲到维新变法依然仰赖光绪皇帝颁布新法时，我想到王安石之变法。作者称这种政策之颁布是一种“架空式设计”，只要皇帝下旨，就仿佛政策已经成功执行了。再提到武则天与李世民一样深得极权之真髓：既系最高之名位，则不能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。
我又想起我最喜欢的小说作家金庸，他常以历史为舞台，让笔下人物驰骋沙场，与历史星辉同台竞技。其实那时候人们在做什么，现在还在做什么。
2020.12.01/下午
P.S. 题图来自故宫博物院，标题《爱上故宫》，摄影师张林
参考资料
- 我的评分: ⭐️⭐️⭐️⭐️(4/5)
- 标题: 中国大历史
- 英文标题: China: A Macro History
- 作者: 黄仁宇 (Ray Huang)
- 出版社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- 出版年: 2014-03-01
- ISBN: 9787108010360
- 版本: 纸质书